徐天進1958年生，原籍浙江永康，出生于新疆烏魯木齊。1982年，畢業(yè)于西北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(yè)。

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，博士生導師，曾任北京大學中國考古學研究中心主任、北京大學公眾考古與藝術中心主任等。參與并承擔科技部重大攻關項目“夏商周斷代工程”“中華文明探源工程”及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課題的研究;策劃過《吉金鑄國史——周原出土西周青銅器精粹》《花舞大唐春——何家村遺寶》《異世同調(diào)——陜西藍田呂氏家族墓地出土文物》《鼎盛中華——中國鼎文化》等許多重要展覽。

現(xiàn)任良渚博物院(良渚研究院)院長。

這兩天，浙江文博圈有件大事——良渚博物院(良渚研究院)迎來新院長了。昨日上午，新院長聘任儀式在美麗洲路1號的良渚博物院內(nèi)舉行。

前兩天，記者提前與這位新院長見了面，專訪就安排在良渚博物院的曉風書屋內(nèi)。當天下午兩點半，徐天進準時出現(xiàn)。眼前這位院長，蓄著白胡子，身著綠色格子襯衫，有謙謙學者之風。

其實，他對浙江很熟悉。雖出生于烏魯木齊，但祖籍在浙江永康，小學畢業(yè)前一直在家鄉(xiāng)生活。盡管此后長期在北方居住，可童年時期養(yǎng)成的吃米飯的習慣至今未改變。

“每次回老家，我會在杭州停一下，反山、瑤山發(fā)掘工地我也來過。”徐天進走進書店時，手上提了個良渚的文創(chuàng)袋，“這袋子，幾年前我還背出國了，質(zhì)量真的好。”畢竟，他早就是良渚的“老熟人”了。

上任前他有三個“忐忑”

對談伊始，徐天進自己拋出一個話題：大家最關心的應該是，徐老師都退休了，怎么又回來了。

其實，記者就是帶著這個問題來的：這位主要從事商周考古研究的新院長，如今來到良渚，也算“跨界”了，這到底是個什么樣的決定?

徐天進坦言，從接到良渚伸出的“橄欖枝”到確定來良渚的這段時間，內(nèi)心的確有幾個“忐忑”。

第一個“忐忑”，正是因為研究方向。“雖然此前我多次來過良渚，但畢竟不是做史前考古的。說真的要到這兒來工作，心里還是不踏實。浙江研究良渚的專家很多，水平都很高，即使我說服了自己，外界可能也會打個問號。”

第二個“忐忑”，是因為良渚的特殊性。“它是世界文化遺產(chǎn)地，定位高。以后要做出來的東西，至少要能夠給浙江、給中國一個好的交代，和它的高度相匹配。”

還有個“忐忑”，是基于良渚已有的成績考慮的。“從田野工作到申遺，再到博物院或遺址公園的運行，良渚一直處在國內(nèi)行業(yè)的領先地位。”如何讓標桿能夠再進步一點點?

可以想象，在此之前，徐天進必定是狠下了一番決心。

思考之一：為何要關注文化遺產(chǎn)?

對談持續(xù)近半天，時間充裕。于是我們聊到一些比較“遠”的話題，比如，考古學到底有什么用?我們?yōu)楹我匾曃幕z產(chǎn)?

“在討論這個時，必須要回答另一個問題，什么是有用?”徐天進不假思索。

“對于動物來說，它真的沒用，但是對人來講，用處太大了。”徐天進認為，與藝術、詩歌、文學是一個道理，在幾千年的文明進程中，人的屬性越來越強，隨著文明高度的發(fā)展，人開始做一些區(qū)別于動物，跟生存沒有關系的事情，這種事情做得越多，文明程度就越高，比如，5000年前的良渚人，在1毫米內(nèi)雕刻出6條細如發(fā)絲且不相重疊的紋路，“這件事情看似有點無聊，但這就是文明發(fā)展到一定高度的產(chǎn)物。”

他用了個比喻：文化遺產(chǎn)和博物館不是“靈丹妙藥”，很多“社會病”可能治不了，卻可以把它當做社會的“保健品”，我們一直和它保持一種親近的關系，可能會使我們的行為和觀念更健康。

帶著這樣的歷史觀、文化觀，徐天進來到了良渚博物院。

“良渚是世界文化遺產(chǎn)。說世界，就要跟國際接軌，那么工作成果就應該跟世界最文明的水平對標。”“做多好是另外一回事，是能力的事，但有沒有意愿特別關鍵。”他認為，做事情，姿態(tài)十分重要。

其實，那些“忐忑”大可不必。作為國內(nèi)頂尖考古學家和策展人，徐天進曾主持過多個重要遺址的考古發(fā)掘和研究工作，承擔過“中華文明探源工程”等多項國家級重點研究課題。不僅如此，他還是國內(nèi)公眾考古最早的組織者和推廣者，并因此與良渚博物院結(jié)緣，長期關注并參與良渚遺址的保護利用工作。

除了愛吃米飯的口味很浙江，徐院長踏實苦干的氣質(zhì)也很浙江。聊天過程當中，很容易感受到這一點。這些不經(jīng)意間流露出的高標準和苦干實干，將伴隨著他來到新的崗位當中。

思考之二：博物館該是什么樣的姿態(tài)?

最近，很多話題和點子在徐天進的腦子中盤旋。比如，博物館應該提供什么樣到展覽?

“我本身不是做博物館的，不過之前做了不少實驗性的展覽。各種各樣的嘗試，有成功的，也有不太成功的。”徐天進說。他始終認為，展覽要有學術支撐，更要給觀眾提供多樣的視角與解讀。

7年前，北京大學、浙江省文物局、余杭區(qū)政府曾在北大聯(lián)合主辦過一場展——“權力與信仰——良渚遺址群考古特展”，引發(fā)了社會對良渚文化的關注。與“特展”同步出版的圖錄《權力與信仰》，厚厚的一本，就醒目地陳列在我們身旁的書架上。這本書，如今依然是公認的讀識良渚文明的優(yōu)秀圖錄。

“做展覽，空間、經(jīng)費或許不夠，但要盡己所能做到可以做得最好的，比如展覽圖錄。”徐天進有個標準——展覽做完后，所有與展覽主題相關的研究繞不開這本圖錄。

好的展覽啟發(fā)心智。良渚博物院是一座定位為收藏、研究、展示和宣傳良渚文化的考古遺址博物館。其中，“展示”二字，與公眾關聯(lián)最密切、最直接。

關于良渚博物院的展覽，徐天進向記者細細道來了幾個想法，目前還不便“劇透”。但他希望，今后整個博物院能夠嘗試往兩個方向努力——

一是立足良渚，又跳出良渚，用更長的時間維度去策展，為人們感受文明帶來更全的視野;

二是希望博物館與更多公眾產(chǎn)生聯(lián)系，比如特別設置公益專場等，“讓更多人能感受得到，良渚是中華五千年文明之源，我們要把這塊牌子做得更扎實。”